Khaled Mansour

作为援助工作者，您在运河饭店遭受袭击后受到了哪些影响？这是否让您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内容或工作地点？

恐怖分子对联合国驻巴格达办公室的袭击一方面让我极为悲痛，但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重塑了我对生活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看法。

在大楼遭到轰炸并迅速倒塌的时候，我正在返回办公室的车里，距离大楼只有几百米远。 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但心理上的创伤是巨大的。 几个小时前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不是粉身碎骨，就是只剩下停车场里躺在布单下的尸体残骸。 在尘土飞扬的黑暗走廊里摸索前进时触摸到的血液和身体残骸让我至今仍然难以忘却。我在接下来的下午和晚上与一位伊拉克同事一起开车在巴格达四处检查伤员，安抚并帮助他们与家人取得联系。

我当时对联合国、对那些愚蠢、凶残的恐怖分子感到非常愤怒，可能最终还对自己感到愤怒，因为在那次袭击中22个人失去了生命，而我却幸存了下来。 这是我通过数月乃至数年的心理治疗和自我反思才认识到的。 回想起发生的事情，我仍然为生命和无数可能性的逝去感到难过，但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能够回到冲突地区工作，更批判性地思考这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是否完全可以被避免。

二十年过去了，这次袭击对您和您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在为悼念这一场巨大的损失休整了数月后，我慢慢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两年后，在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为期33天的轰炸时期，我甚至还担任联合国在贝鲁特的发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回到了2003年8月19日袭击发生前的状态。我愿意相信我因此变得更加敏感、体贴，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局限性和对大规模地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必要性有更深入的思考。

我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思考了很多，以至于十年后，我甚至在开罗美国大学法律系开设了一个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生课程。这种政治化在 2001 年在阿富汗变得更成体制化，并在 2002 年为伊拉克战争作准备的数月里进一步深化。过去20年里，这种趋势在叙利亚、也门、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缅甸等危机中都没有改变。如今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公众舆论转向，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被指责为偏袒西方的工具并不让人意外。

… 这并不是为恐怖组织的邪恶策略开脱，更谈不上为其辩解。这是为了试图理解这些组织招募和运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展示在国际社会的政治权谋和武装组织（或政府）控制的夹缝中生存的无辜人民所受到的负面影响。

这次袭击和联合国的回应向当今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

援助工作者并非理想主义者，其中多数都明白他们的工作已被政治化，自身生活也被工具化。尽管如此，许多最务实的援助人员仍然发现自己在各种冲突地区的立场站不住脚。

通过切实的措施改革筹资机制和治理体系，提高援助行业的透明度，重振人道主义原则刻不容缓。我们需要挽救我们崇高的使命，以免其沦落为一个... [形式主义的] 工具... 如果失去这一使命，这个工具将很快变得毫无用处，而在巴格达以及随后许多地方，援助人员的牺牲将变成毫无意义的附带损害。

我们需要解除援助人员和援助机构的束缚。这样才能真正纪念我逝去的同事，而不是在全球各地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场屠杀的20周年。